这段时间，出现了一个异象：一部十年前的纪录片，被打出9.6的高分。
资源现在无处可寻，却突然引起大范围的热议。纪录片的关键词就三个：女子，住宿24小时，2元。
不夸张，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。不猎奇，所有细节均有据可查。
但，仅这三个词，留给人太多想象，也模糊了太多实感。
先别着急猜测定论，这次，只想借大家5分钟：
去听听，那些在汹涌浪潮中被消音的哭声；
去看看，那些在加速前进中被绊倒的生命。
女子宿舍
吉林省，吉林市。
窄胡同里左转右转，黑漆漆的楼道往上延，推开破铁门——
“人！全是人！20多个女人，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”
记者戚小光扛着摄像机，无意中撞到这幕时惊呆了。
向里走，气味难闻，蛛网横挂。
偷工减料的床板挤靠在一起，高低不平的床腿只能靠砖头垫着，抹布一样的床单，让人分不清哪是原布哪是补丁。
再往前，难有下脚之地。
戚小光恍然想起，窗台外吊挂着的牌子，写着四个字——女子宿舍。
摄像机还在转，戚小光似被某种力量攥住了，心里突然汹涌澎湃。
楼里楼外咫尺间，竟是云泥之别。
接着巨大的困惑袭来：为什么这群女人住在这种地方？
为了记录她们、了解她们，戚小光扛着摄像机自此一拍便是五年，片名就叫《女子宿舍》。
但10年过去了，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依旧是寥寥几人。
仅留2分钟的预告，一篇《冰点周刊》的报道，以及凤凰卫视35分钟的新闻采访。
没水花，没声响，没应答。
在今日，我们也只能从有限的素材中，艰难地拼凑出这群女人的形象。
凤凰卫视《女子宿舍实录》
从头说，女子宿舍：住宿24小时，只需2元，可日结，随结随走。
但大部分女人来女子宿舍，都会常住，或者出去打短工再回来。
这已经成为了她们的巢。
这巢就一张床的大小，地面空间还不足双鞋大，行李要枕在枕头下，日用品用塑料袋吊挂在床沿。
众人共用一个蹲坑，水龙头里只流的出吸管般细的水。
住在这的女人，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没家。
“在这住的一般都没家，哪有家？有家谁在这干啥啊。”
45岁的张艳秒，丈夫早死，草房土地被占，一无所剩。她带着仅3岁的女儿，住进女子宿舍，一住便是14年。
女儿就在这儿长大成人。
在女儿13岁那年，就定下了自己唯一的心愿：离开这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镜头前，怼着酒瓶的张艳秒，眼神如此凶悍坚定。
62岁的方淑珍，丈夫吃喝嫖*样样沾，家暴成性。
方淑珍48岁时便被赶出家门。她下面还有两个儿子，不过无一成事，生活贫困。
小儿子有病在身，儿媳妇有皮肤癌；大儿子隔三差五来找老娘要钱，几十一百的要。
方淑珍一天只吃一块钱的花卷，再配点咸菜，蔬菜不敢吃，更别提荤腥。
她找了份工，在养老院照顾老人，端屎端尿，洗脚擦身。
同时照顾20位老人，一月能挣块钱。
却忘了她自己就是个老人。
《冰点周刊》用“上天入地”形容这些女人，上能盖高楼，下能修地球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这里的女人干过各种活：捡木耳、剪毛葱、掰苞米、种稻米、垒猪圈、洗碗。
一日工作时长超10小时，工资在17元到70元不等。
创纪录的一次，是去水泥厂种树，一天95元。
第二天再去就被拒了：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，太老了！”
她们也尝试过抵抗岁月。68岁的宋淑文，用捡来的雪花膏涂白脸，又用捡来的铅笔描黑眉，跟别人说自己只有59岁。
但她的身体早就发出警告：左眼疼得厉害，针扎似的难受。
“现在盼一天黑一天，眼前越来越黑！”
她晓得这眼要瞎了，不知是否跟她哭太多有无关系。
新住进来的女人们总爱哭。
哭丈夫家暴，哭早年丧夫，哭儿女不孝，哭无儿无女。
哭的理由不尽相同，又无甚不同。说这些的时候，女人们的喉咙像被放在炕上火烧。
泪被蒸出来，“呲——”又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哭完，又自骂自损：“哭！哭当啥用，白扯！”
流落于女子宿舍的女人，吃着不同的苦，却归到一个巢。
而就在“女子宿舍”旁边便是“男子宿舍”。
虽然没有一部名为《男子宿舍》的纪录片。但，早就有人把它记录下来。
自然，也不应该被无视。
男子宿舍
年，何苦拍摄了《最后的棒棒》。
拍摄地点是重庆市自力巷53号——男子宿舍，距重庆繁华的“解放碑”直线距离不足米。
何苦形容它：“美丽渝中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”。
《最后的棒棒》
待拆的废楼，墙上满是落了一层灰的蜘蛛网，伶仃的屋架让它的破败感愈发强烈。一间屋上下两层贯通，挤着四五个男人。屋子里条件最好的那一张床，元一月，一日10元。
其它床位月租在60元，最低的日租价格为5毛。
蝇虫蚁鼠，随处可见，冬不御寒，夏不避暑。下雨时可接雨，刮风时能喝风。
这儿聚集着一群“棒棒”——挑夫。
他们以挑运重物为生，挣血汗钱。背着百斤的重物，在上坡下坡之间，走上2公里的路，而工钱只收10元。
棒棒们也有自己的故事。
60多岁的老*，40岁才与一寡妇成家，后来有了孩子。为了养家，老*不得不在外打工。等他再回家，媳妇早跟人跑了，家也被占了，只剩下年幼的女儿。
一聊起这件事，他的泪就忍不住。
某天老*突然觉得身体发麻，还摔下了楼梯。
去医院一查，被告知是脑血管堵塞，随时都有脑梗阻和中风的危险。
但一想起女儿还背着二十万的房贷未还，他一刻不敢停下。
河南，河南人，不知其真实姓名，大家就叫他“河南”。年少丧父后，母亲带着包括河南在内的三个孩子改嫁。
河南17岁那年，就离家出来打工。
后来，他被三个混混围住，还被挑断了脚筋。
还有谁？
妻离子散的老杭，被骗光积蓄的老甘......
随便一人的故事拧拧，就能拧出一滩苦水。
等活的棒棒们
《女子宿舍》与《最后的棒棒》，南北两方，男女之间，形成一种疼痛的呼应。
这根本没有性别差别，没有地域差别。
他们群居成体，又独自承受各自的命运。
何谓尊严
顾城写下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命运不是风，来回吹，命运是大地，走到哪里你都在命运之中。”
你挣不脱，即便再努力，也好像只是徒劳。
方淑珍说：“我寻思到我不行的时候，我也不吃那下下食，我就寻思喝点农药痛快死掉。”
棒棒老*从楼梯上摔下来后，“血管都要胀破了”依旧忍：
“医院，挂号都要不少钱......不去，死都要在这里。”
苦命人，女子宿舍的老板见得最多。她讲：以前住这的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，就坐外边劳务市场等活，等着等着头一歪，死了。
生死无常，命数难测。
虽然这些人的故事，不忍卒读，也不忍直视。但依旧要被写出来，被更多人知道。
相比，不忍直视，我更怕这些成了“不能正视，甚至可以无视”的事物。
最后，被误解为矫情与愚笨，甚至被怀疑真实性。
愤怒——“自作自受也就算了，还造了那么多社会蛀虫”。
憎恶——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。
这样的发言太多太多。
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沟壑：不懂他们为何结婚生子？不懂他们为何不换份工作？不懂他们为何“沦落至此”？
朋友，这不是由互联网所描绘的美好世界，是与活生生的人血肉贴合的人生境况。
年老病痛，知识短缺，情感受创，这些用力禁锢、反复折磨着他们。
尽管如此，他们依然以自己的逻辑维护着尊严体面。
老*曾说：“随便拿根棍子，找饭吃的是叫花子，棍子是打狗的工具，而我们的棒棒是干活的工具。”
这是最本质的区别，但老*特别在乎这种区别。
方淑珍一边说着死了算了，一边劝自己：好好活着。
多轻多沉的四个字。
这一生，他们始终在热烈活着。
《冰点周刊》记录了一个细节：女人们会在宿舍唱歌，唱《小荷包》，唱《十五的月亮》，也会像二人转一样舞手绢。
戚小光看得鼻酸：“我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，坚强地活着，太了不起了。”
他为这部纪录片想好了尾声——一个让人放心的交代，而非彻头彻尾的悲剧。那时，戚小光想着，这片子要在工地的脚手架前、工棚里、在露天影院放映。
所有人紧靠在一起，嘴里说着，心里想着：“喔！那多像我的母亲、姐妹、外婆、姨妈！”
戚小光与方淑珍
只是，只是，一切没能如愿。
这片再也看不到，至于原因，也不可多说。
相互记忆
《最后的棒棒》距今不足五年，曾经的“山城大*”渐渐销匿身影。
棒棒这一职业，终将成为记忆碎片。
如今，女子宿舍还在，十年间，价格从2元涨到了5元。
老板说，就业条件好了，来住的人越来越少。
一些女人走了，一些女人还在，或许到死都在。
有人去拜访，表示想要募捐，被她们拒绝。
轻读实验室
今日谈《女子宿舍》，谈《最后的棒棒》。不是歌颂，没有批判，甚至我不愤怒，不悲哀。只因这些人的人生值得去书写。
我始终记得，作家双雪涛曾做过一次演讲，他讲：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总结性的。
不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，只是一个人的命运，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，是非常值得书写的。
即使不与大时代相勾连，一个人，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也值得好好去写一写。
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：“首先人应该善良，其次应该诚实，但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忘记。”
别忘记，这些游走在边缘的群体。
别忘记，这些与我们无异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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